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的历法实行的实际是“双轨制”：一是从西方舶来的“阳历”，所谓公元纪年;一是传统的“阴历”，所谓天干地支纪年。因此，便有阳历年与阴历年之说。阳历年又称新年，而阴历年则称春节。尽管国家新年时还贺词、寄语，以行倡导，但民间真正过的则是春节—过大年。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对于旧社会如何过年没有经历，只能忆旧一下我小时的年节了。我生长在乡村，偏僻穷困，年节没有城里的热闹与讲究。尽管如此，今天回想起来，感觉仍是很有情趣与意味的。

　　记得一进入腊月门，乡村就洋溢着年的味道了。我们是掰着小手指头，天天盼着过年。老辈人捋着胡须给我们讲，年是个啥?年，是一只怪兽，闯到村里进行祸害，村里人用火和爆响的东西吓唬它。后来村里人在家门口挂上红对联，怪兽以为是火，就不敢进了。而怪兽半夜来时，炮仗噼啪一响，吓得它赶紧溜了。当然，这是老辈人口口相传的故事，我们现在明白，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，所以，年其实是个时间概念。不过，事事没必要都这么明白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也许就没意思了。所以，我还是愿意听信老辈人所言。

　　腊月有两个重要日子，一是腊八喝粥，俗称腊八粥。这天早晨，母亲把昨晚一挑再挑的绿豆、红豆、红枣、花生及大棒子碴儿等，一股脑儿倒进锅里，等开锅后，再以微火慢慢地熬，一直熬黏糊了，熬得满屋充盈着浓浓的香气。相传腊八粥为纪念佛祖，这天是浴佛日，过去寺院往往煮粥供佛。又说为纪念真武大帝，他修行饿了，没别的吃，把些杂粮一起煮了。无论是佛教抑或道教，淳朴的百姓过年时不会忘记神的庇护，哪怕拿不出更好的东西，简单熬一碗杂粮粥，也是个心意。相沿已久，便成为一种习俗。这天，家家也会剥些大蒜，装瓶子里醋泡，过不了几天，蒜就绿绿的，剔透得翡翠一般，这就是腊八蒜。二是二十三过小年，这天应祭灶王爷。据说灶王爷是上天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，负责监督一家老小的善恶功过，定期上报天庭，因而得到一般百姓的顶礼膜拜。灶王爷腊月二十三日晚上要去天上向玉皇汇报，除夕再返回人间。家人惟恐灶王爷说自家坏话，便用带芝麻的糖瓜粘住灶王爷嘴，所谓“二十三，糖瓜粘”。施些小恩小惠，希望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说。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副

　　语，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好像另有“回宫降吉祥”下联，大概出自城里文人手笔，远没有“下界保平安”朴实。新中国破除迷信，可老辈人不会因此把祭祀多年的神从心底抹去。尤其小年还是要过，毕竟小年大年，才算一年。

　　年前，有不少事情要做。父母为过好年，也为省点钱，让我们半夜起来，背个粪箕子，走六七里路去供销社门口排队买猪头。大冬天冷风飕飕，有时排一两天队都买不上。再说，卖肉的人有意将猪头上的肉剔得很苦，使一个猪头连骨头也不过十来斤。甭管大小，能排到就好，往粪箕子一塞背回家，过年又有肉吃了!那时，几乎一年到头见不到荤腥，成天就是白薯、棒子饽饽，直吃得胃里冒酸水儿。哪儿像现在吃什么有什么，以至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反想粗粮野菜尝鲜!扯远了。那时最忙的是母亲，不但要打扫屋子，让一家人干干净净过年，还要蒸豆包。家里白面不多，同时蒸上一两锅皿饽饽。皿饽饽是黏米、小米及棒子面和一起做的，也是母亲精打细算粗粮细作了。正月里来亲戚吃白面包子，我们等亲戚吃完，就着剩菜啃皿饽饽。也是生活穷困所致，哪个母亲不想让孩子吃好呢?年底前，我必须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剃头，说正月剃头死舅舅。我怕疼“护头”，被父亲强按板凳上也得剃!剃完了，父亲拿着锋利的刀子在干布上正着反着来回钢，然后再刷一遍“茬”，直刷得我头皮发青为止。这时，父亲轻轻一勺我秃脑瓢儿：“剃头打三光，不长虱子不长疮。”

　　时乡村也不注意卫生，孩子往往一冬天也洗不了几回头，头上真的就生虮子长虱子了。剃完头，就等着过年了。

　　真正的过年，是指腊月三十，“小尽”二十九，俗称过大年，又称除夕。母亲早早撩起我们的被子：“快起来，过年了!”满脸绽放着喜悦，毕竟大人风风雨雨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，我们曵着脖子踮着脚尖眼巴巴盼了一年，而一年中只有这一天是大年!我们从热被窝一骨碌爬起来，穿上衣裳，拿着笤帚、扫帚，把院子利利生生干干净净打扫一遍。这时节，街坊邻居贴对联了，但不是家家都贴，那需要买红纸和笔墨，不识字的还要请人书写。像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等联语，老辈人深深记得，我小时几乎没人这么写了，要写就写带“革命”色彩的联语，那是时代使然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，这些传统联语又重新时兴起来。这是后话。至于门板上贴门神，街门楣上贴“挂签”，早当“迷信”扫除了。无论怎么扫除，有一件事始终没除，就是过年“祭祖”。父亲拿出毛头纸，糊成信封状的“树”，正面中间贴一个比指头略宽的大红纸条。父亲每年要糊三四道“树”，在红纸条上分别写着故去的上三代先人名讳及列祖列宗等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“慎终追远”，缅怀先人，年节时得到了具体体现。过去一些大户人家，往往摆出先人牌位或悬挂写有先人名讳的“名堂”，我小时没人再摆挂了。写好“树”，父亲便找一条毛巾，遮挡墙柜的帽镜上，说“先人”怕镜子。“树”在镜前按顺序摆好，再摆一碗一筷，碗里象征性地夹两三样菜。在这团圆的日子里，“先人”也会和我们一起过年的。对于碗里的菜，我们很想吃，可谁也不敢动。直到饭前在街门口将“树”焚化了，送走“先人”，回来我们才能分享，而这时也该吃年饭了。

　　年饭，一年就这一顿，母亲是倾尽全力，更倾家所有，可充其量也就是炸豆腐、猪肉炖粉条等三几个菜。说穿了，孩子眼蓝地盼过年，就盼这顿年饭!对于一年到头不见荤腥的我们来说，端起母亲盛好的一大碗粳米干饭，就着粉条炖肉，来不及咂摸滋味，就风扫残云秃噜秃噜地进了肚子里。就是现在，赶上粉条炖肉，每每也来碗米饭的。小时吃什么，大了还想吃，大概是童年烙下的故乡深深的情结吧。那时，我是吃得“顶着”了，才打着饱嗝恋恋地离开。有时与孩子谈起，孩子竟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。确实，今天随便弄几个菜，就比那时过年丰盛。社会不断发展，一切早已今非昔比了!夜晚，约定俗成，家家吃饺子，城里也有子孙饽饽一说，吃饺子无疑象征着一家人“喜

　　团圆”。而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，自然也有“更岁交子”之意了。待忙完年饭后，母亲接着便和面、剁馅了。我小不会包，可会擀面皮儿，来回轧着擀面杖，擀得周边薄，中间略厚，匀称得小碟子似的，常得到母亲夸奖。越夸擀得越起劲，以至我一个人擀，供得上大人包呢。包饺子时，母亲拿一个一分或二分的小镚儿，偷偷包饺子里，说谁吃到谁有福气。往往都被我们吃到，因为母亲把这个饺子先下锅了，且让我们先吃。我们在母亲的呵护下，又怎能没有福气呢?此事虽微乎其微，也可见天下父母心!而吃饺子时，一定捞几瓣腊八蒜，顺便倒点腊八醋，味道别提多香了!

　　“子”为“子时”，“交”与“饺”谐音。

　　入夜，陆续放炮仗了。小时乡村的炮仗种类很少，根本没有现在的多少响礼花炮，多是比火柴棍略粗的小炮仗，外面裹着红纸，叫小红鞭儿。奶奶给我破谜语：“南边来个小红人儿，你别看它小，专会吓唬人儿。”谜底就是小红鞭儿，响来很清脆。还有一种筷子般粗的大炮仗以及麻雷子，一响“钢钢”的。再有一种就是拇指粗细的“二踢脚”了，分两截儿，下截儿地上一响，乘势把上截儿送上天，炸得耳朵咣咣回声。放炮仗一般是大人挺胸在前，把一挂炮仗高悬门外，用红亮的香头一点，爆响的刹那，蹑手蹑脚紧跟其后的孩子早哧溜缩回门内，使劲捂着耳朵了。直至半夜时分，放炮仗达到高潮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汇成一片，简直把乡村抬到了天上!是啊，放炮仗不仅为新的一年驱邪祝福，还在鞭炮声中迎神接“祖”，以期更好地保佑我们来年。我家一般不放炮仗，不是不想放，是没钱买，只得心痒痒地看着人家放，跟着人家乐而乐。不过，有一年母亲发“垮”了，从衣襟下摸出二分钱，交给我，买几个小炮仗吧，咱家也崩崩穷!我欢天喜地的从小铺儿买回七八个小红炮仗，一个个使劲抛起，眼瞅着在半空噼啪炸响。后来我走出乡村，在小城安家立业，穷困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。前些年，大城小镇曾禁放爆竹，积淀了千百年的文化底蕴，总是禁而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其实，对于大年三十，当一切都忙活完了，天也晚了，一家人围着炕桌，点一盏煤油灯，该守岁了。那时乡村没有电，自然没有电视，更没有春节联欢晚会，老老少少就着昏暗的油灯，说着吉祥的家常话。那些碍口的不吉利的东西是不能随便说的，大人孩子要有所避讳。即使谁不小心打了茶碗什么的，老人赶紧抢着说：“岁岁(碎碎)平安!”若哪个孩子一磕绊摔倒了，大人一边扶起，一边喃喃地：“磕磕碰碰，一辈子没病!”仿佛这样一找补，就化不顺为吉利了。这时，我们要给叔叔、大伯等长辈拜年了，他们看着我们在膝前磕头，笑呵呵掏出一毛二毛的票儿，作为“压岁”钱。虽没有现在大大小小的“红包”，可在那个年代，我磕得三五毛钱，也很知足，捏手心盘算着，过完年新学年等着买笔本呢!一家人一起守岁，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就是要守住一年这最后的时光。大人对孩子说，明天你又长一岁了，言语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;大人对大人说，又长一岁了，是年华易逝、时光催人的无可奈何的慨叹。当然，守岁还有岁岁守着老人就是守着幸福、就是为老人守寿之意。所以，一家人一定要三十黑夜守一宿。只是我们守着守着睡着了，醒来天早大亮。刚才左脚还踏着旧岁，右脚睡梦中轻轻一迈，就跨进了新的一年!

　　新的一年在鞭炮声中开始了，乡亲们以略带土腥味的乡音，互相祝福：祝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!而这年，要等出了正月，才算真正过完。

　　柴福善 平谷区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作家协会理事。1982年发表文学作品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散文》等全国多家报刊发表诗歌百余首、散文400余篇，有多篇作品被《作家文摘》《青年文摘》等转载。已出版《往事与乡情》《秦时明月》等散文集7部，《中华名园大观》《平谷寺庙志略》等历史文化研究专著10余部，散文集《江山有待》荣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，《两栖集》被中国散文学会指定为2012年特别推荐书籍。